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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具，古代亦称茶器或茗器。据西汉辞赋家王褒《憧约》有“烹茶尽具，酺已盖藏”之说，这是中国早期提到“茶具”的一条史料，到唐代，“茶具”一词在唐诗里初处可见，诸如唐诗人陆龟蒙《零陵总记》说：“客至不限匝数，竞日执持茶器。”白居易《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》“此处置绳床，旁边洗茶器。”唐代文学家皮日休《褚家林亭诗》有“萧疏桂影移茶具”之语，宋、元、明几个朝代，“茶具”一词在各种书籍中都可以看到，如《宋史·礼志》载：“皇帝御紫哀殿，六参官起居北使……是日赐茶器名果”茶具范围宋代皇帝将“茶器”作为赐品，可见宋代“茶具”十分名贵，北宋画家文同有“惟携茶具赏幽绝”的诗句。南宋诗人翁卷写有“一轴黄庭看不厌，诗囊茶器每随身。”的名句，元画家王冕《吹萧出峡图诗》有“酒壶茶具船上头。”明初号称“吴中四杰”的画家徐责有天夜晚邀友人品茗对饮时，他趁兴写道：“茶器晚犹设，歌壶醒不敲。”不难看出，无论是唐宋诗人，还是元明画家，他们笔下经常可茶具按其狭义的范围是指茶杯、茶壶、茶碗、茶盏、茶碟、茶盘等饮茶用具。中国的茶具，种类繁多，造型优美，除实用价值外，也有颇高的艺术价值，因而驰名中外，为历代茶爱好者青睐。由于制作材料和产地不同而分为陶土茶具、瓷器茶具、漆器茶具、玻璃茶具、金属茶具、竹木茶具和玉石茶具等几大类。用现在人的观点来看，饮一杯茶用那么多复杂的茶具似乎难以理解。但用古代人观点来说，则是完成了礼仪，是饮茶至好至精的必然过程。用器的过程，也是享受制汤、造华的过程。其实，现代烹饪所用器具较陆羽二十四器更为复杂，只不过厨师作，客人吃，不知其中艰辛而已。中国古代茶人，用这样细腻的描述体味自煎自食的乐趣，也从中表现实践精神。宋代不再直接煮茶，而是用点茶法，因而器具也随之变化。宋代茶艺处处体现了理学的影响，连器具也不例外，如烘茶的焙笼叫“韦鸿胪”，自汉以来，鸿胪司掌朝廷礼仪，茶笼以此为名，礼仪的含义便在其中了。碎茶的木槌称为“木侍制”;茶碾叫作“金法曹”，罗合称作“罗枢密”，连擦拭器具的手巾都起了个高雅的官衔，叫作“司职方”。且不论这些名称所表达的礼制规范是保守还是进步，其中的文化内涵则一目了然。可见，中国古代茶具不是为繁复而繁复，主要是表达思想观念。宋代全套茶具以“茶亚圣”卢仝名字命名，叫作“大玉川先生”。足见，仅以使用价值来理解古代茶器是难得要旨的。今人参观日本茶道表演，看见方巾、水方、小刷子等一堆器物，而不知其义。不用说现代中国人，即便日本茶道师，使用这些器物也不尽知其中含义。因此只能从文化观念上，才可能作出合理的解释。　　明清废团茶，散茶大兴，烹煮过程简单化，甚至直接用冲泡法，因而烹茶器皿亦随之简化。但简化不等于粗制滥造，尤其对壶与碗的要求，更为精美、别致，出现各种新奇造型。由于中国瓷器到明代有一个高度发展，壶具不但造型美，花色、质地、釉彩、窑品高下也更为讲究，茶器向简而精的方向发展。壶、碗历代皆出现珍品，如明代宜德宝石红、青花、成化青花、斗彩等皆为上乘茶具。壶的造型也千姿百态。有提梁式、把手式、长身、扁身等各种形状。图案则以花鸟居多。人物山水也各呈异彩。我国唐代茶碗重古朴，而宋代由于斗茶的出现，以茶花沫饽较品质高低，需要碗色与茶色和谐或形成鲜明对比，所以重瓷器色泽，而明清以后，茶之种类日益增多，茶汤色泽不一，壶重便利、典稚或朴拙、奇巧，碗则争妍斗彩，百花齐放。所以，仅明清壶碗组成一个大型展览亦并不费难。　　此种茶杯一式三件，下有托，中有碗，上置盖。盖碗茶又称“三才碗”。三才者，天、地、人也。茶盖在上，谓之“天”，茶托在下，谓之“地”，茶碗居中，是为“人”。一副茶具便寄寓一个小天地，小宇宙，包含古代哲人“天盖之，地载之，人育之”的道理。　　盖碗茶源于何时，至今无定论。茶托又称“茶船”，民间相传为唐代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所造，始为木托，后以漆制，始称茶船。但从目前考古发掘来看，茶托的出现肯定更早，所以崔宁之女创茶船之说也只能作故事传说来看。益碗茶具有许多花样，常绘山水花鸟，多出名人手笔。碗内又绘避火图。有的连同茶托为十二式;也有的十二碗加十二托，为二十四式，以备茶会之用。清化茶托花样繁多，有圆形、荷叶形、元宝形等等。北京气候高寒，茶具以保温为要，所以盖碗茶具一时风行，此风一起，影响各地。尤其是四川等地，大街小巷，处处茶馆皆备盖碗茶，至今特色不减。　　明清以后，茶具不仅为实用，而且成为十分典雅的工艺品，许多家庭喜欢摆一套精美茶具，有客来沏一壶好茶，列杯分茗，既是亲朋情谊，又是艺术品的陈列欣赏。中国人茶艺观点可以说已深入千家万户。茶与茶具结合，推动了中国茶文化向外扩展。自明以来，我国出口贸易中茶与瓷器皆为大宗，近代更是如此。直至现代，中国茶具仍为世界各国所宝爱。今之东南亚国家，明明是自己烧制的茶具，却以“中国瓷器”相标榜，以抬高身价。小小茶具对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。